1936年8月，沦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白山黑水笼罩在日伪“大检举残酷镇压”的气氛之中。8月15 日上午，日本宪兵队戒备森严的齐齐哈尔北校场上，一辆刑车呼啸而至，车上下来五位拖着沉重镣铐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共产党人，其中一位带着深度近视眼镜，面容清瘦斯文的中年人深情地环视着战斗了8个年头的祖国河山，心中默默地向她告别，这就是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的中共早期党员、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子王复生同志。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乳名正懈，字涵万，化名王甄海（振海）郭其英、郭毅，笔名曾用廷、比庵、更牛、日生等，1896年9月27日出生于石南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王榛，字美西为前清贡生，因淡于名利，终生没有出仕，一直在家乡设馆办学，深受地方尊敬。父靓王之滋，字香泉为清末庠生，也在乡里从事教育。王复生在这样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中生活成长，自小受到祖父的启蒙教育，打下了较好的旧学功底。1912年春，王复生到滇西历史文化名城大理，考人云南省立第二中学第七班，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的教育，由于他刻苦自励，学业优秀，甚得老师同学称道。1916年春，中学毕业后，到省城昆明补习功课。这年底，北京高等师范电告云南选送体育专修科学生一或二名，王复生参加了云南选送北京学生的严格考试，获予录取，1917年3月21日，他乘滇越铁路火车取道越南，离昆赴京，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体育专修科,翌年春，又就读于汇文学校兼攻英语1918年秋考人北京大学文科，录为备取，后升人法国文学系。

 北京求学，博采广识

    进人北大后王复生制定了庞博的读书计划，显示出他立志做博识学者的气质。在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计划中，他具体地罗列了囊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图故书目，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戏剧等等领域。预定在精通法文，兼通英语的基础上大量研究西方各个流派的思想和哲学著作，致力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欧州文学史，阅读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著作，并拟将来赴法留学后，再专攻生物学，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他有计划地购阅各类书籍，对当时各种汉译西方学术丛书，更小惜省吃俭用陆续购阅，足见他对新文化的热烈兴趣和求知欲望的强烈。

    王复生休质素弱，病痛时发，但是在“知识救国理想的鼓舞，仍坚韧不拔地游弋在知识的海洋中，他广泛涉猎了一大批中外学术思想论著，同时受到教授学者高水平讲演的启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尤其是他对中外文艺理论思想的一此见解，至今读来仍然颇有精到之处口如他在日记中写到：“近读《元曲选》，觉吾国文学思想观念与彼方（指西方）大异，西洋思想固应当积极介绍灌输人国内学术界，而本国思想学术不容一笔抹煞，大有推阐之必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价值，“深信东方神秘思想之不可侮”。王复生对法国文学素有研究，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他竭力推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说道：“真即美即善，文学技术高妙处，在人人心中共有之境界，他人不能道之，而吾能以极平常字句，极简单之语言表而出之，使他人一目豁然，不奋若自己出。要达到这种高妙境界，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莫上矣一王复生译有法文诗选若干篇，曾将日本伊吕波歌译成法文，并且花了很大精力翻译《世界家庭之生命》，交同学邓中夏在刊物上连载，同时还为昆明及各地刊物撰稿大学时代的王复生显露了横溢的才华，在他面前展示了一条通往学术研究事业的坦途。

    王复生在北京求学期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迅猛兴起的时期，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纷纷涌人中国，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倡导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校方针指导下，成为当时新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不仅各派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普遍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陈独秀亦被聘请为北大教授．面对繁杂的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王复生象许多当时追求进步的优秀青年一样，热情认真地加以学习和了解，不同程度地先后接受过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索的新唯实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卢梭的民主学说，柏克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托尔斯泰的学说等等。

 信仰马列，投身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先驱李大钊，为了在进步学生中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决定将馆藏的西方外文图书，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加以编目制卡，撰写提要，以方便学生借阅。为此，组织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王复生同罗章龙、李梅羹、范鸿韵、商承祖、宋天放等人参加这一项工作，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在这项工作中，王复生较多地接触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9年，我国专使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的特权，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正义要求。但美、英、法、日、意列强置中国民族利益而不顾，继续坚持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侵害中华民族的权益，消息传回国内，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高等院校学生开始组织起来，许多报刊和团体也连续发表宣言，提出反帝爱国的正义主张。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专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节May Day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下人的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是工人的祝典日。陈独秀也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们的观点和言论，得到当时进步青年的群起拥护。在他们的鼓动下，进步青年学生们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奴颜脾膝的种种倒行逆施愈益不满，对依靠政府扭转巴黎不平等外交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他们提出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的力量，“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了有效地推动学生运动，王复生、匡互生、易克疑、吴铿、宋天放、李梅羹、张树荣、罗章龙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组成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实践，使王复生从军阀的镇压中，从人民的反抗中，看清了政府的残酷、腐败，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意识到自己必须与旧我彻底决裂，“作成有益于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工作”，因而，他特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改名“复生，此后，他的思想明显地起了变化，从追求科学与民主转到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上来王复生对苦难的人民倾注了深切的同情，自叹“欲于世界上创造造一块清白干净之土以自托，实有所不能也”。因此，开始探索社会解放的道路，在王复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的学说、思想、观点对其有着重要影响，引导了他的思想发展方向。王复生与邓中夏过从甚密，成为莫逆之交，邓中夏经常就读书方法、人生观等等方而给予王复生许多启发、帮助和引导。他们之间在学业上互相砥砺，政治生活上又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20年8月9日晚，他谈论学习至深夜，还总结一套读书方法。存王复生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仲湃规予治学太泛恐无所就，闻之汗背，予实犯此病，”他们的政治生活能互相帮助，诚恳坦率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给我们后人作出了良好的楷模。如1921年1月29日星期六的文字记述：伸懈约至叔邻处谈．谓人当勇往任事，其实求学，洵属见到语。仲懈并不以吾前此严岸为然，渭吾前日之病，患在独学无友，有胜于已，不敢与之交，耻自己露出破绽，不如已者，己不屑与之交，宜破除气，胜于已者友之以为砥砺，不如已虽不与之深交，亦不宜拒绝，宦于适当处鼓其闻上…。今闻仲懈言而大惧，宜痛改之，此病不去，终无向上之日”。

    1920年初,王复生在北京晤访毛泽东，倾听毛泽东关于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见解后，于日记中写道：“访毛润之言：湘人于张敬尧誓不两立，然苟欲吴佩浮督湘，湘人想象之事，实或可减少痛苦?然为『新文化运动』计，则宁取张敬尧呵斥吴氏，盖张敬尧,量不学无识，其于新文化；但知其不利于已,小好而已，而其不好与好之何在?同惜然也。亦无术代以新文化以补之旧文化。吴佩浮思想顽固，苟其实行排斥新文扎,必以固旧之思想文化代之。湘人脑力上所受之痛苦，更可痛矣!与吾同意。”2月18日，王复生与辅社成员一起，在陶荔亭为毛泽东回湖南饯行。可见，王复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交往至深，友谊厚密，志同道合。

    王复生极为重视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他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了解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还注意了解如基尔特、蒲鲁东等等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以求得从理论上弄懂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丰义理论之间的区别。经过学习研究，他解剖自己的思想，“受老庄余毒固矣，近日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心稍知物质社会(道德，法律，风俗)亦不可侮也。”表明他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的交往学习，经过“五卅”运动的洗礼，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了革命的信仰，就坚信不疑地宣传、播种，致死不渝地为之奋斗。王复生在积教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不断地向家乡祥云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接受这种宣传最多的要数他的亲兄弟，后来成为云南地下党领导人的王德三。王复生定期给在家乡的弟弟王德三寄《新青年》、《响导》等传播马列的进步刊物。1920年王德三到北京求学，继续与王复生生活在一起。在王复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也走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重新发现的王复生的一些手稿中，可以充分地说明：王复生是弟弟王德三接受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尚德何盂雄、刘仁静，王有德、李梅羹、李骏，朱务着、黄日葵、范鸿吉等北大同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现称来雨轩)集会，讨论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决定研究会暂时以秘密方式活动，待条件成熟后再向社会公开。1921年11月17日，由王复生等19人署名作为“马克恩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研究会设立英，法。德文翻译组，译介马克思丰义原著，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同时，他深感了解和研究工人运动的重要，多次参加去北京丰台铁路工人和门头掏煤矿工人中开展调查。向工人宣传阶级斗争的学说，并将调查情况详细记录，返校后向研究会会员作“劳动运动研究”的专题报告。1920年冬，王复生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24日，王复生参加在北大举行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在会上与罗章龙等7人一起被推选为“五一”运动委员会成员，组织工人举行纪念活动。在王复生等人的积极奔走组织下，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工人举行降重集会，高呼“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区也举办了一系列宣传纪念活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王复生加入了共产党。曾经立志于当学者著书立说的王复生，自觉地在时代的选择中挑起救国的重担，接受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先锋战士。

    王复生人党后，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热情投身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作之中，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尽心尽力，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一位得力工作者。

 陕西播火  参加建团

    1922年，党组织决定派遣王复生到陕西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王复生到陕东地区以华县咸林中学为据点，和先期到该校的魏野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联合，利用教员身份进行革命宣传教育，通过“共进社”(北京的陕籍青年组织的进步社团)为建立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做打基础的工作，同时相机建立组织。同期联系上渭南赤水镇“两等职业小学’的王尚德(即王璋峰，在武汉人团，1922年7月由武汉派回赤水进行建团工作)。王复生以学校为讲坛，以师生为对象，在教学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平时经常到学生中上交朋友，进行具体的诱导工作。课余还组织学生社团“青年励志社”(一名赤社)学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进行演讲，组织学生体育会，利用锻炼身体，郊游，旅行等活动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23年春，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咸林中学，王复生发动全校师生召开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暴行的大会。并在华县县城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王复生，王尚德等领导下，咸林中学和赤水两等职业小学的进步师生阅读革命书刊，讨论革命的有关问题，组织讲演团到高塘、下郅等乡镇开展宣传革命的活动，造成了话跃的革命气氛。这是党的创建时期陕东革命力量开始联合的标志，为后来渭南、华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23年7月，王复生回北京大学复学，应届毕业的咸林中学进步学生潘自力、关中哲随同到北京，他为他们安排了补习，尔后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将他们托付邓中夏、刘天章、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5年8月，王复生遵照党的派遣，到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后，中共陕北特别支部立即组织爱国师生开展罢课和游行示威，抵制英货、日货、募捐援护的活动，随后义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基督教运动口王复生积极领导投人了这些斗争。他还为反墓督教运动领导机关“陕北反基督教大同盟撰写了《耶稣是什么东西》的宣传文章，帮助人们认清基督教的本质，对陕北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5年冬，王复生奉命离开陕北回到北京，从事学生运动和主持“新滇社”的工作。

    新滇社，是1924年在王复生等同志的推动和发起下成立的云南旅外求学的进步青年组织。当时云南进步青年多聚集北京，为了引导这些青年走向革命、王复生常邀集一些进步青年聚于他的住处，旅京学生中遇有要事，也经常聚合于王复生处。当时他住在离沙滩（北大一院）不远的一个庙宇内，百南同学常到他那里学习讨论马克思学说，他也经常给子一些宣讲和指教。他在云南旅京学生中颇具威望，对促进云南旅京青年走向革命影响较大“新滇社’（原称“革新社）出版的《革新》、《铁花》周刊，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云南军阀唐继尧的腐朽统治，号召云南人民推翻独裁政权，节新云南政治。王复生始终是该革命团体的主要创建人和负责人之一。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北京群众10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行径。请愿队伍前往执政府时，遭到军警枪杀镇压，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王复生等组织“新滇社”成员和云南籍进步学生参加了这一示威游行，“新滇社骨干、共产党员姚宗贤，范示融不幸催难。目睹烈士的死难情景，激起王复生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概，他以悲愤的心情写了《新滇社为三·一八流血宣言》，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血腥罪行，深切哀悼遇难的烈十，提出要对惨案的罪魁祸首段琪瑞‘贾德耀解除公职，交法庭审判；为死难烈士举行国葬等严正主张，他在稍后发表的《三·一八流血的代价》一文中尖锐指出：“三、一八流血的代价，是使人们认清了帝国仁义的走狗军阀官僚是人民的仇敌，欲求中国独立白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军阀官僚。

    ‘九·一八’的血腥事实教育了王复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决心牺牲一切做国民革命。先锻炼得一个冷静的头脑，坚决的意志”在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后，立即以“新滇社名义组织云南籍革命青年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4月底，王复生踏上南下征程，决心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到广州后，王复生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并为《铁花》第六期撰写了题为《告云南育年朋友》的文章，这是讨伐唐继尧的一篇檄文。不久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派王复生和杨青田返滇。陈延年同张伯简（云南人，军委书记）、王德三、王复生、杨青田等研究了云南情况后，指出云南军阀唐继尧正与北洋军阀勾结，反对只大政策”和北伐战争云南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联合“反唐”势力，进行“倒唐”，以解除北伐军的后顾之忧，以保障革命中心广州的安全，然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林祖涵委派王复生和杨青田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返滇工作。

 身负重任  回滇“倒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云南军阀唐继尧却图谋勾结吴佩孚、孙传芳，夹击广州国民政府，成了对后方的隐患。为此，王复生身负重任启程返昆，时值继尧政府发布“反赤”布告，严厉镇压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先期返昆的杨青田被密探盯梢，无法活动，很快离滇。王复生巧妙的利用同学，亲友关系隐蔽下来，积极开展活动。他不顾云南军阀的血腥镇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大胆运用各种社会关系，通过揭露唐继尧扩充嫡系，用人唯亲，对下属多疑多忌等事实，批判唐继尧对抗国民革命，勾结北洋军阀的阴谋，造成“倒唐”的社会舆论。他还通过胡若愚的秘书长郭子谦，张汝骥的高参高竹章的关系开展了策动倒唐活动，由于王复生在昆明没有跟杨青田接上头，而云南的社会政局等情况，必须及时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并取得工作指示，故于10月离昆赴广州。

    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分别派王懋廷、王复生回云南主持国共两党的党务。3月12日，王复生主持在省教育会内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并宣布建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大会选举王复生，李鑫等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为执行委员．由王复生主持党务。同月，在王复生等人的指导下，建立了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以后陆续建立了滇南、滇西，滇东北等地的国民党党部。从3月到4月底，昆明市党部所属党员人数就猛增到2000多人，全省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增长，在中共云南特委和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下，3月至7月问，省农民协会、省学联，省会学联、全省妇女解放协会、昆明市总工会等群众团体先后建立起来，并在全省各地建立了分会，开展工农运动，王复生虽然没有担任中共云南党的领导职务，但仍积极参加党的组织建设，曾为中共云南特委举办的党团员训练班讲课，始终关切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龙云政府即步其后尘，于5月11日出动大批军警，突然查封了云南省国民党左派党部及团体，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并将王复生、李鑫等六人指控为“赤化乱党要犯’予以监禁，电示南京蒋介石政府批准加以杀害。王复生在狱中与难友们一起展开斗争，作好了迎接任何严峻考验的准备。在中共云南党组织发动社会各界请愿要求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的社会压力下，新当权者胡若愚为了标榜开明，扰络人心，王复生等人才得以释放出狱。为王复生、李鑫、赵祚传等人的安全出狱，中共云南特委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在省教育会礼堂召开2 011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之后，由于王复生身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留在云南工作，遂于当年秋末离开昆明前往上海。

 蜚声北满  浴血丹江

    1928年秋到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二弟王懋廷向王复生传达了中央指示意见，到东北恢复和加强党组织的力量。6月，王复生夫妇由上海到达哈尔滨，经云南籍共产党员楚图南的介绍，化名王甄海(振海)，先后到哈尔滨第一中学，第三中学任教，开展革命活动。

    王复生与楚图南一起在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宣传，组织进步社团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哈尔摈特区当局的注视，他被迫转移到齐齐哈尔，进人电报局供职。不久，受北京大学同学、时任黑龙江省《民报》社长常秉彝的延聘，任《民报》主笔。王复生通过报纸社论及副刊文章，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用合法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来因东北政局动乱，王复生曾转移到吉林中学、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等地教书，进行艰苦隐蔽的活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把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侵略者，彻底暴露了其卖国反共的面目，激起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在空前的民族危难激愤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东北党组织立即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王复生遵照党组织的布置．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取得联系，奔走于讷河、黑河一带，帮助解决北满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的粮食和武器供应困难问题。马占山部抗日武装遭受挫折后，王复生由黑河历尽艰险徒步绕返齐齐哈尔，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1934年11月，王复生通过社会关系就任伪满黑龙江省《民报》社长兼总编辑。他与共产党员金剑啸等利用报纸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以《民报》文艺副刊为阵地，先后发表《王二之死》、《瘦骨头》、《兴安岭的风雪》等文艺作品，从侧面揭露日伪的黑暗统治，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事迹；以《民报》出刊二千号纪念日的名义组织“白光社”剧团，演出了《钱》、《母与子》、《黄昏》等具有爱国思想意义的剧目，宣传抗日救国，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响，此外，还在报社内外组织琦澜读书会、同仁会、人生改善会、经济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宣传抗日活动。

    在日伪残酷统治的险恶环境中，王复生于1935年夏与中共北满省委取得联系，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着手建立齐齐哈尔党组织，他首先在《民报》社内发展党员，然后吸收进步教师、学生加入组织，到10月即已发展党员20余人，鉴于形势的变化，王复生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设宣传、行动、调查二部分工协作，对白光社一剧团注重演戏宣传而放松党的别项工作的倾向及时作了纠正他还及时把中国工农红军从陕北出征抗日的消息告诉大家，坚定同志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王复生针对伪满政府中部份官员是属于被迫胁从的，不乏爱国之心的具体情况，注意开展对这部份人的争取工作如伪满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王宾章对日本扶植的满州国政局极为不满，有改革社会的意愿在王复生的说服争取下，他表示对王复生关于时局问题的论述极为敬佩,同情共产党的活动，赞同以共产主义改革满州社全，驱逐日本侵略势力，主动给党组织提供经费，以请客聚餐等形式把自己的公馆作为开会场所，给党组织的活动给以极大的支持与便利。

    金剑啸等人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由金剑啸已受到敌人的监观，王复生果断采取措施决定让金剑啸迅速转移哈尔滨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满洲国出笼以来，不断透到个囚特别是东北各阶层人民的痛斥反对，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杭，使得日伪草木皆兵，魂不守舍。为此，1936年6月13日，日伪在东北地区实行‘大检举’，对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爱国人士大肆逮捕，疯狂镇压抗日反伪力量。当天，王复生及部份同志也在民报社内被捕。

    在狱中，王复生教育被捕同志要严守党的机密，经得住生死考验。日本宪兵队为欲逼供齐齐哈尔党组织及其抗日活动情况，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对王复生刑讯达18次之多，使用了杀京水、压打子、上大挂、夹手指等酷刑，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抱定为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王复生面前，酷刑只能摧残身体，丝毫改变不了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忠贞。